(二）学位滥觞于职业资格

　　最古老的学位即授课许可证，是教师从业者的资格证明，也是学者行会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外界要进人教师行业就必须经历考试获取资格。哈斯金斯认为"这一授课许可证就是最早的学位。历史地说，所有学位都起源于教师证书。"[2]涂尔干也提出："执教权（授课许可证）和就职礼（这是博士学位的最初形式）是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立志从教者成为一名从业教师之前，需要依次通过的两级学位。"[3]涂尔干所言两级学位即是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换言之，只有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才能进人教师同业行会，成为真正的执教者。相比之下，学士学位的出现较晚，其意指学徒或帮工，尚未获得执教资格，只能帮助教师上一部分课。不难看出，中世纪大学的学位与职业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学位至少是教师行业获得职业资格的凭证和依据。然而，事实远不止这样，因为中世纪并非需要如此众多的教师，学位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教师行业的发展，但根本原因仍然是社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学位获得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社会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增强求职能力，凭借相应的文凭和身份，学生既可以进人教会成为牧师，也可以进人世俗当局成为城市管理者，抑或其他行业。据史料记载，"在法兰西，路易七世时期皇家主教中有3%是硕士，菲利普二世时期这一比例是20%，路易九世时期是41%。在1534年德意志的图宾根大学，可查的1627名学生中，不少于1097人进人教会任教，314人获得行政管理或法律方面的职位，123人成为教师或相关职位，33人担任内科医生，13人成为公证人或者律师，还有相当一些人从事书籍贸易或在军队中任职。"[4]

　　由此可见，学位在其诞生之时就已经与职业建立了不可割裂的联系。回溯其起源，职业性可以说是其基本属性，但专门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产生却是很晚近的事，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属性并未分化，学与术的属性是整体并存的。在学位制度发展史上，重"学"轻"术"的现象主要是从现代大学的诞生开始。在洪堡理念引领下，德国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之母，无论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大学的建立，大都以德国大学作为参照。洪堡时期德国古典大学观其核心是寂寞、自由、科学、修养，探索的是纯知识和科学，真理追求是大学的重要功能，现代学位制度也因此更加强调"探究的学术"并影响了世界，虽然各国学位制度都在改革，但纯学术性学位制度均是主体，较长历史时期，学位制度的职业属性均被遮蔽和掩盖。

　　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

　　学位是一种身份象征，向我们展示着个体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的类型与水平，是对个体智力资本的衡量和评估，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中唯一没有学位的教育形态，学位的长期缺位带来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对学生就业、学历提升、社会地位的影响，对高职教育本身和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深层影响等。总体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有衔接、正名、导向和资本等四大功能。

　　(一）衔接功能

　　高职学位制度的构建其衔接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利于促进层次衔接。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在校生人数规模庞大，根据纲要确定的目标我国2015年高职院校在校生将达到1390万人，由于学位的缺乏，大批毕业生将会在学历上止步于专科水平，从学位的本质内涵来看，学位是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和学术水平的客观标志和凭证，由于得不到凭证，学生在继续深造与学历提升上就存在制度障碍。因此，建立高职教育学位制度有利于完善学位制度的层次体系，通过构建高职教育学位衔接已有的本科学士学位，打通纵向的人才培养通道，满足学生学历提升和知识学习的需求。其二，有利于促进类型衔接。菲利普o阿特巴赫指出，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服务于不同的职业追求群体，以异质的功能发挥和不同类别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标准进行分类，各类分别进行层次划分，但他同时也提出有必要建立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之间的沟通渠道，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识别系统。[5]我国高等教育形态多样，但总体来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尚未建立，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很难横向跨人另一教育系统，这实际上是人为制造了制度障碍，而这其中学位制度的断裂是重要因素。如，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之间存在鸿沟，究其原因，高职教育学历层次较低，学位制度缺乏是根本，难以找到有效的、对等的、客观的转换标准。其三，有利于推动国际衔接。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大都构建起了专门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职业技术人才与学术型、专业型人才具有同等的地位，均能够找到对应的文凭设计，如英国职业教育基础学位，美国社区学院副学士学位，日本的准学士学位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如果要与国际衔接，就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可以转换的资格认证标准，而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则是重要突破口。

　　(二）正名功能